《美好的七年》經典語錄

事實是，現在我突然爆發出了一種不可解釋的真誠情感，使得我願意去坦白：我也愛好飛行本身。不是飛行前的安檢或在登機手續櫃枱前苦着臉向你解釋飛機上唯一的空位是在兩個大腹便便的相撲力士之間的空乘人員。我也並不熱衷於降落後在行李區的無盡等待或像是用一隻特別鈍的茶勺在你的頭蓋骨上挖穿了一條穿越大西洋的隧道似的時差反應。我愛的是飛行中的部分，當你被關進一個在天堂與大地間漂浮的鐵盒中的那部分。一個徹底與世隔絕的鐵盒，在裏面沒有真實的時間或季節，只是從起飛至降落間，一個恍然若真的地獄生活的片段。那是一種在冥想中對世界的超脱。飛行是遼闊的時刻，那時手機不響，網絡也不通。“飛行的時間只能被消費”的格言把我從焦慮和負罪感中解放了出來，它剝去了我所有的野心，給另一

（在泰國騎象）在走了幾百碼之後，我看見我哥哥那頭象的駕駛員示意我哥哥可以接手指揮大象。那個泰國人移坐到大象後部，我哥哥開始掌控大象。他沒有像當地駕駛員那樣對着大象叫喊或輕輕踢他。他只是俯身向前，對着大象的耳朵悄悄説了些什麼。從我坐的位置看上去，大象好像點了點頭，轉向了我哥哥要求的方向。在那一瞬間，有種感覺回來了——這種感覺始終貫穿於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時期。我為我哥哥感到驕傲，希望我長大後哪怕有一點點像他，能在原始森林中騎着大象，還不用提高嗓門兒。

“別擔心，親愛的。我們都是倖存者。我們已經從許多事情中一起倖存下來了——疾病、戰爭、恐怖襲擊，而且，如果和平是命中註定的安排的話，我們也會從中倖存的。”

沒什麼比在東歐待幾天更讓你意識到自己的猶太身份了。在以*列，你可以一整天穿着無袖T恤在烈日下四處遊蕩，感覺自己跟非猶太人沒什麼兩樣：發會兒呆，看場戲，讀一本布爾加科夫的好書，來杯愛爾蘭威士忌。但在波蘭機場，當他們在你的護照上蓋章的時候，你開始感覺不同了。你也許仍然能品嚐到特拉維夫的生活風味，在終點站的到達大廳裏，上帝也並未在上方破碎的熒光燈的閃光中向你顯現，但是隨着哪兒都有的那股豬肉味兒，你漸漸覺得自己有點像個改宗者。突然，你被離散的猶太人包圍了。

在中東，人們比星球上其他人更體會到必死的命運，這導致大多數中東人隊試圖浪費一點點它們待在地球上的時間的陌生人形成一種攻擊*傾向。

如今，三十年後，坐在特拉維夫的起居室裏看着我兩週大的兒子，我差不多也有同感：這兒有個人體重不足十磅，在他體內卻和這個星球上所有的人一樣有憤怒、無聊、恐懼和平靜。給他套上西服三件套，戴上勞力士手錶，給他手裏拎個小公文包，把他推入社會，他照樣能眼睛眨也不眨地溝通、作戰、籤協議。是的，他不説話。他也會只爭朝夕地讓自己墮落。我首先承認在他被髮*進太空或被允許駕駛F-16戰鬥機前還應該學點兒東西。不過總的來説，他已經是一個被包裹在十九英寸的蠟燭包中的完整的人，和任何其他人都不一樣，是一個激進的、古怪的人，一個像樣的人物，那種你尊敬卻不能完全理解的人。因為，除卻身高和體重不表，像所有複雜的人一樣，他有許多側面。

對我來説，談到宗教問題時，我是不信神的。當我狀態很好時，我誰也不需要，而當我感覺衰得像坨屎時，我的內裏開了一個很大的空洞，我知道沒一個神能填滿它，而且永遠不會有神能填滿它。

在二戰期間，我爸爸和他的父母，還有其他一些人，在波蘭小鎮的一個地洞裏藏了將近六百天。洞太小了，他們不能在裏面站着或躺下，只能坐着。當俄國人解放了那個地方，他們不得不把我父親和我祖父架出來，因為他們自己已經動不了了。他們的肌肉已經萎縮。他在洞裏度過的時光讓他對隱私很敏感。事實上，哥哥、姐姐和我在同一個房間里長大讓他很抓狂。他想讓我們搬去一個每人都有自己房間的公寓。我們小孩其實喜歡共住一個房間，不過當父親打定了主意時，就沒有迴旋的餘地了。

“雖然我哥哥並未意識到，但他告訴了我一件事：我寫的故事並不是扔進街上垃圾桶裏的那張皺巴巴、沾着*屎的紙。那張紙只是把來自我意識的感受傳遞至他的意識的一個途徑。”

誠實地説，我應該提及，在我和女友共同生活的這九年裏，我們已經在各種自己編造的儀式中結了幾十次婚：在雅法一家魚餐廳中對着鼻尖接吻，在華沙一家破敗旅店中相擁，在海法沙灘上裸泳，甚至是在從阿姆斯特丹去柏林的火車上分享一顆建達奇趣蛋。但很遺憾地，其中任何一次儀式都沒有獲得拉比或國家的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