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真的人類學家》經典語錄

研究喀麥隆某個名不見經傳的部族是作者的第一次田野工作，差點變成他的最後一次。

結束旅行總會帶來哀傷與時光飛逝感。

我在喀麥隆期間碰過不少這類專家，其中有人惡毒批評我為“非洲文化的寄生蟲”。 他們是來分享知識，改變*生活的。而我只是觀察，還可能因個人的興趣，鼓勵此間百姓迷信異教與落伍。有時在寂寥的失眠夜裏，我也如此質疑自己（一如我在英國時懷疑學術生活的價值一樣）。不過，談到解決危機，這些專家也沒啥成就。他們每解決一個問題，便創造出兩個問題。我常覺得那些自稱握有真理的人應當為擾亂他人生活而良心不安。至於人類學家，不過是毫無害處的書呆子，這個行業的倫理之一便是儘量不直接干預觀察對象。

因為一個族羣如果失去認同，最令人類學家扼腕的是世界失去了某一種特殊“世界觀”。世界觀是一個民族數千年互動與思考的產物。因此，一個民族的消失也代表人類可能*的萎縮。

生命充滿“當時當刻”看來完全合理的事情，許多行為事後觀之，根本詭異不可解，但形勢邏輯純粹因時因地而異。

你很難想象早年的女*田野工作者可以自由行走“野蠻人”中，不必擔心受侵犯，只因為她不在可*對象的圖譜裏。現在情況改變，單身女*田野工作者似乎有必要與田野對象發生*關係，以迎合“被接納”的新觀念。田野調查結束，卻未與田野對象發生關係，會讓同僚詫異甚至譴責，寶貴的研究機會白白浪費了。

通常，人類學家儘量不去影響他的研究對象，雖然他知道影響勢不可免。充其量，他也只能讓一個士氣瓦解、邊緣化的民族恢復對既有文化的價值觀與自我價值感。但光是撰寫有關某個民族的專題論文，他筆下有關此民族的自我印象呈現，便勢必蒙上屬於他的偏見與先入想法的**，因為關於異民族的客觀真實並不存在。而這個異民族如何看待這種自我印象，很難預期。他們可能排拒、反抗，也可能改變自我去迎合並趨近此種印象，最終成為僵硬扮演自我的演員。不管結局為何，我們的所謂“純真”（也就是一件事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只能如此）已經蕩然無存。

多瓦悠人不吃蛋，認為雞蛋噁心，他們問：“你難道不知道雞蛋是從哪裏掉出來的？”雞蛋不是用來吃的，而是用來孵小雞的。他們會小心捧來大太陽底下孵了好幾個星期的雞蛋，作為回贈之禮，滿足我的病態嗜好。

人類學家對割禮之所以維持高度興趣，是因為他們將異民族視為純然“他者”（otherness）。如果割禮儀式能被“解釋”，而且跟我們的生活形式建立關聯，這種“排他*”就可被移除，人類學家便覺得獲致何謂“人”的某些普同意義。彷彿人類學理論如能解釋*習俗，它們便能解釋一切。

老實講，不管是當時或現在，我都覺得田野工作或其他學術研究，其正當*不在對集體的貢獻，而是遠為自私的個人成長。學術研究就像修道院生活，專注追求個人*靈的完美。其結果或許會服務較大層面，卻不能以此論斷它的本質。不難想象，這種觀點不容於學界保守派與自詡改革者。他們深陷恐怖的虔誠與洋洋自得中，拒絕相信世界其實並不繫於他們的一言一行。

田野經驗也會賜我貶抑他人的全副技巧。每每思及此，我的腦海便湧起一個回憶。場合時一個即便以尋常標準來看都十分乏味的會議，我與數位優秀同行禮貌聊天（包括兩位*鬱的澳洲民族誌學者）。似乎經過預謀，同行一一告退，只留下我面對兩位澳洲“恐怖分子”。經過幾分鐘死寂，我試圖打破冷場，提議一起喝杯酒。其中一位女學者馬上一臉苦相，嘴角痙攣，厭惡大喊：“不要！我在叢林裏喝夠了。”田野工作的最大好處便是讓你俯拾可得這類渺小凡人無緣使用的句子。

我們自小接觸照片，即便是各種不同打光、扭曲的鏡頭，依然可以辨識照片是的物體，毫無困難。多瓦悠人沒有視覺藝術的歷史，僅能辨識幾何圖形。……我拿出獅子與豹的照片，老人們拿着明信片左轉右轉，用各種角度觀看，然後説：“我不認識這個人。”

你以為文化邊界十分明晰之時，卻看到各種觀念漫天飛舞，當你被迫承認“地球村”已經建成之時，土人又會讓你絕望地意識到大家都仍然生活在“石器時代”， 文化的邊界是如此的牢不可破。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也是“土著人”， 與多瓦悠人並無根本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