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精神自傳》經典語錄

當你面對鋪天蓋地的批判，剎那間你會自己產生一種迷惑：我到底有必要這樣做嗎？這個時候你就需要尋求外在精神資源的支持，以喚起內心的光明來抵禦。我的辦法就是讀書，研究，壓力越大，越要拼命讀書寫作。

我們都成了不諳世故的孩子，成了‘做戲的虛無黨’們台上供人玩笑的戲子！在我們把他們看得需要開化的觀眾的時候，他們卻將我們置於瘋子隊列的前沿。

這不僅是從根本上背離了魯迅所開創的*現代知識分子的歷史傳統，而且也是知識分子歷史品格的喪失：在社會分工中，以思考作為本職的知識分子居然停止了*思考，甘心做馴服工具，這真是歷史的大倒退、大悲劇，也是歷史的大嘲諷。但我們卻長期以來對此麻木不仁，安之若素，甚至沾沾自喜。在本書寫作過程中，當我重讀到魯迅的這段話：‘……從奴隸生活中尋出‘美’來，讚歎，撫摩，陶醉，那可簡直是萬劫不復的奴才了’。回想起我也曾長時間地‘陶醉’於自己的馴服中，我覺得魯迅是在用鞭子抽打我的靈魂，我無地自容！

在北大百年校慶的時候，我就提出過這樣的質疑：難道北大百年只有光榮，沒有恥辱嗎？知識分子作為歷史的敍述者，他常常有意突出前者而抹煞後者，這樣的對歷史的遮蔽，就是知識分子的失職。

所以當我作為一個學者重新面對這段歷史時，我首先要面對這樣一個問題：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為什麼會導致這樣一個結果？我苦苦探索*這一段分離的歷史是怎麼造成的，它留下什麼教訓，我常常為“它會不會重演”這樣的問題所纏繞，驚恐不安。這是我的研究的一個強大的內在動力，是我還不清的債。

魯迅在考察本世紀*知識分子的現實處境和命運時，發現他們非但沒有走出封建*的奴隸困境，而且陷入了‘三重奴隸’的更大困境：既是‘官（自然又有了新名目）的幫忙、幫閒’，又是‘商的幫忙與幫閒’，還是‘大眾（以及各種‘大眾代言人’）的幫忙與幫閒’。而且魯迅的這一驚心動魄的發現，又一次超前了。

學院裏的正宗理論家怎樣看待我的作品，遠不是我所關心的，但是如果引不起人們心靈的對話，這卻是我所害怕的。就是説我的書是否得到理論家重視，在我看來不重要；即使成了廢紙，得不到感應，我也並不遺憾。因為我沒有閹割自己，而是抒寫了自己的思考，這也是人生一大樂事，一種基於生命的精神享受，這才是我的最高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