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沐猿而冠》經典語錄

在美國，像西雅圖這樣排名二十開外的中等城市，可以擁有波音、微軟、亞馬遜、星巴克等跨國巨頭，巴菲特一輩子安居於只有幾十萬人的三線城市奧馬哈；以創新能力著稱的3M所在城市只有三萬多人，其中一萬多是3M僱員。這些企業要是在*，就不得不擠進中心都市，否則就不可能吸引到它們所需要的優秀人才。

匠人精神的一個要點是，少問“why”多問 “how”，在追問鏈條上別走太遠，及早接受某些使命為自己“分內”之事並努力將它做好，不花太多功夫去回答一連串追問以構建一套哲學説辭來合理化自己所遵循的道路。 奉行這樣一種生活和工作態度的民族，比較容易在上層價值取向被完全替換之後，迅速為自己重新找到“分內”使命，並以同樣的*精神去加以執行。

許多所謂的洗腦活動，比如傳銷培訓，確實彙集了一批輕信的狂熱分子，但這未必是因為傳銷者的思想控制手段有多高明，或許只是因為輕信者原本就缺乏判斷力，加上知識貧乏信息閉塞，因而容易被蠱惑，而傳銷過程只是將他們篩選了出來。 甚至傳銷參與者未必真的相信他們所接受並轉而向他人兜售的那套説辭，儘管他們常表現得如痴如醉，但這很可能只是常見的自欺伎倆：為了更有效地哄騙別人，最好先把自己哄信了，但這種相信是淺層的，內心深處他們也可能明白這只是獲取利益的手段，也就是説，這是他們經過權衡之後作出的自主選擇，他們並未喪失自由意志。

因為我們曾是狩獵猿，所以比我們的猿類近親更愛吃肉，更難抵禦肉脂的芳香，但我們仍揹着靈長類的包袱：不能合成維生素ｃ，所以無法像其他食肉動物那樣放棄水果和蔬菜；因為我們吃更多肉，加上會用火加工食物，我們的腸道短了許多，也不再那麼耗能，才供養得起高能耗的大腦。 為了長途追逐獵物，我們有了適合長跑的直立體型和長腿，為了解決長跑中的散熱問題，又有了裸露皮膚和發達汗腺；為了獵取大型動物，我們發展了團隊合作能力；因為大獵物的肉一下子吃不完，我們學會了分享肉食（卻較少分享素食），建立了互惠關係，最終發展成了我們豐富的社會*。

在傳統*，一個十分顯著的趨勢是，越往南，肉食越稀缺；有幾個原因，首先是越往南土地複種指數高，而且越缺少飼養牛羊等反芻動物所需的草地。大型肉畜只有豬，而豬雖然產肉效率高，但有個很大的問題：其食譜與人類重合度高，因而難以大批飼養，否則便與人爭食了，雞鴨也有同樣的問題。 其次是越往南，糧食的蛋白質含量越低，番薯芋頭等塊根塊莖類的蛋白質含量遠低於穀物，而穀物中大米和玉米又低於小麥，同樣是小麥，南方小麥也低於北方小麥；這樣，南方人必須在主糧之外尋找更多的肉食來補充蛋白質，可他們又缺乏大牲口，所以只好挖掘其他一切可能*了：*肉、馬肉、青蛙、山鼠、蛇、蠶蛹、螞蚱、蟬、水蝨……

我們要麼放棄對洗腦的道德貶責，要麼剝離這一概念的功能含義而讓它退化成一向罵人話：假如我不喜歡你傳播的觀念，就説你是在洗腦。若相反，則説你是在教育。

英國科學作家尼古拉斯·韋德(Nicholas Wade)在今年出版的新書《棘手遺產》(A Troubtesome lnheritance)中，討論了羣體間心理特*的差異及其對社會制度發展的可能影響。他認為，各國之所以在現代化進程中走上不同道路，在法治建立和經濟發展上表現迥異，不能僅僅歸因於早先的制度基礎和文化特質，更要從心理特徵上找原因，而羣體間心理上的差異很可能有其遺傳基礎。

哈耶克所闡述的古典自由主義原則：自由是且只是免於強制。

事實一次次*，在涉及自身重大利益的事情上，普羅大眾的判斷力並不比精英分子差多少。每當一堵新的柏林牆豎起時，老百姓大都明白該往哪邊跑，跑錯方 向的，反倒多數是自視為聰明人和社會精英的知識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