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瑞和經典語錄

從昭陵回來後，重讀《唐會要》的記載，從前不明白的，現在都可以懂了。原來，當年還曾經“架樑為棧道”，“繞山二百三十步”（約四百公尺），才能抵達墓室所在的玄宮門。無疑，這更*墓室應當是建築在山峯頂上的。而且，在高宗朝，舊守陵使閻立德曾經上疏建議把這棧道拆掉，為了使墓室“固如山嶽”。史家在記錄這件事時，有一妙筆，説高宗“嗚咽不許”。一直到長孫無忌等大臣，引用了《禮記》的權威，重新上表，高宗皇帝才只好勉強答應了。從此，“靈寢高懸，始與外界隔絕”。

一千多年前，河內本屬於唐代的嶺南道，當時稱為交州，也就是漢代伏波將*馬援征服的交趾

*歷史上的都城，從遠古的商*始，恐怕就是“規劃”的，而非自然聚居形成的。所謂“城”，就是建有城牆的地方。“城”甚至可以作動詞使用。這種用法在《資治通鑑》中，最為常見。通常，統治者先選定一個地方，然後，像《通鑑》常説的那樣“城之”——建起城牆、宮室和衙署——再把大批富豪人家和老百姓，趕到那裏去定居，有時甚至可能是多達幾十萬人的強逼遷徙。“城”便如此慢慢形成了。

奇怪的是，唐代的詩人們，寫起詩來總喜歡説，他們當年如何如何登高瞭望昭陵，好像真有那麼一回事。比如，在公元八五○年，杜牧即將離開長安，到湖州去出任刺史，就曾登上大雁塔附近的樂遊原，寫下那首《將赴吳興登樂遊原一絕》，裏面就有一句“樂遊原上望昭陵”，好像要跟太宗皇帝辭行，依依不捨的樣子。杜甫和許多其他唐代詩人們，也都寫過類似的詩句。看來，唐詩中這些“望昭陵”的舉動，都只是一種象徵的姿勢，求精神上之寄託而已。長安城中是絕不可能望見昭陵的。

然而，今早一走出西安火車站，在廣場上抬頭一望，便已經解開了那困擾了我十年的謎了。我幾乎可以肯定，西安城中是見不到這些山的。現在，登上大雁塔，登高望遠，更可以*實這點。 看來，這幾座山距離西安城區，其實都太遠，連最近的翠華、驪山，都遠在至少三十公里外。所以，它們在歷史上對長安的防衞價值，可能並不如我當初想象中的那麼重要，而且可能也沒有歷代史家和詩人，所詠贊的那麼險峻。如果説長安有山險可守，那都不免是一種史家的濫調。事實上，回想起來，唐代的長安城就曾經被人攻破了好幾次。安祿山來過，黃巢也來過，甚至連“外國”的吐蕃*隊都曾經攻進去過，掠奪了好幾個星期才退兵。難怪，隋唐皇朝要在城四周圍，建起一道長長的城牆，來作為第一道防線了。

大理師專的周佑先生，曾經註釋過《德化碑》的碑文，並把它譯成白話文，出了本小冊子。訪碑過後，守碑人問我知不知道這小冊子，他説他正好在代售。我説不知道，便跟他買了幾本，準備送給我那些研究唐史的同行好友，也算是此行一個難得的紀念品。這個譯註本，由大理市文物保護管理所出版，但似乎全由自己負責發行，外頭書店是買不到的。最後，守碑人還陪我走了一小段路下山，到大路邊去等車，等路過的車子回返大理城。不一會，車子來了，我上了車，看着這位守碑人轉過身，低着頭，在夕陽下慢慢走回太和故城去。

我五樓房間的窗口，正好面對着龐巨的西安火車站，一座典型的仿唐建築。它的屋頂裝飾，並不是傳統常見的龍鳳，而是唐代建築的象徵——鴟尾。主*也並非傳統常見的紅*，而是古拙的蒼綠*。站在窗前，面對這座宏偉、線條簡樸有力的建築物，我感到真的很有些唐代蒼勁的氣魄了。

在普林斯頓東亞研究所時，我曾經跟劉子健老師念過兩年的宋史。劉老師是名滿*的宋史權威，上課時非常投入，充滿熱情。聽他的課是一件很享受的事。這次到這座北宋的都城來，多少也是為了這點因緣。現代的開封，當然再也找不到《清明上河圖》那種文雅的生活了，也尋不到《東京夢華錄》中所描寫的那些民俗曲藝了。在仿建的御街上行走，不免感到這又是一種“後現代”的嘲諷。回時無意間經過書店街，見到那兩排明清時代的樓房，才覺得開封還算有點古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