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籍的社會史》經典語錄

《書籍的社會史:中華帝國晚期的書籍與士人文化》以廣闊的視野全景式地展現了從宋代到清中葉*書籍的生產、發行、閲讀、流傳，而重在探究書籍與士人文化之間的關係，是近年來西方學者研究*書籍史和書文化的一部力作。書中對印本與手抄本的興替、*古代藏書文化與“知識共同體”，以及中西書史比較的論述，尤為精*。《書籍的社會史:中華帝國晚期的書籍與士人文化》反映了近年來西方*史學界興起的書籍史研究熱的最新成果，是讀者瞭解西方學者以社會史、文化史方法研治*書籍史的理論、方法、動態的一個極佳窗口。《書籍的社會史:中華帝國晚期的書籍與士人文化》是一部體例嚴謹、取材廣泛、創見迭出的學術著作，同時筆觸生動、細膩，深入淺出，娓娓道來，雅俗共賞，引人入勝。

一句古老的諺語自宋代以來被無數藏書家所引用，簡要地概括了*人對於借書這件事的普遍態度：“借書一痴，還書一痴。”由於擔心後代遺忘這古老的智慧，許多藏書者都在他們的書上蓋上措辭同樣直率的*。唐代藏書家杜暹在他的書上蓋了一方著名的印：“鬻及借人為不孝。”這句話不斷被後代藏書家引用，如萬曆時鬆*府最大一宗藏書的主人。

換言之，即使在明末低成本的情況下，商業出版的財務邏輯也傾向於不鼓勵出版新書的冒險*選擇，而是鼓勵印刷那些在一個可以合理預測的市場裏已經得到*的暢銷書。這些十拿九穩的出版物的目的*多於教化，範圍主要包括幾個著名詩人和散文家的著作、科舉應試手冊、醫書、“小説”、名作選本及流行時尚和時事。

為了探究16世紀如此低廉的抄寫費用，對於大量印刷書籍在財務上的可行*意味着什麼，可以作兩個合理的假設：首先，所有其他的印刷或抄寫成本都是一樣的（除了木板本身），並且在整個16世紀沒有變化；其次，李詡所用手抄本中成本為0.1 文的一葉，如同那些刊刻成本大約為140文的雕版一樣，上面大概有相同數量的400到500個字。在這樣的條件下，如果一個16世紀的商業出版者想賣幾千部、而不是幾百部，最多可能達到30000部書的話（而且一副刊刻得好的雕版本身在印了這幾千或幾百部之後仍然可以出售），他會把興趣從抄書轉向印書。

然而李如一的名聲十分好，因為據説他從蘇州藏書家錢允治那裏借了一部書，而還給錢一部他自己抄的副本，把原來的本子據為己有。

16世紀蘇州藏書家錢毅的印文走的更遠：“有假不返遭神誅，子孫不寶其真愚！”更加極端的是另外兩位藏書家印文中的危言恫嚇。呂坤（1536—1618）於1579年刻了一方藏書印，禁止他的兒子出借或毀壞父親的藏書，如有任何違逆將被逐出宗祠。兩個世紀以後在鬆*府，藏書家王昶（1725—1806）有這樣一方印：“如不材，敢賣棄，是非人，犬豕類，屏出族，加鞭箠。”

有一條13世紀的史料，是關於駕船往來於*南杭州、湖州和秀州等城鄉的書販的。……到元代，這種“書船”常常出自*南湖州府。除了船舶生產、藏書家和圖書出版，該府還以擁有大量書商聞名，這些書商用船將書發往整個*南地區的藏書之家；此外該府還以工匠聞名，這些工匠不僅在湖州，也在其他地方從事書籍生產。

我們所掌握的整個宋代皇家藏書的最高估算數字大約1177年的72567卷

一部書、一部書稿及一部印本的誕生，象徵着知識從作者個人擁有的狀態中脱離出來，最終進入讀者手中。

晚明出版者的興趣也會被消費者的口味所激發。對於同樣的著作，讀者越來越傾向於選擇印本而非抄本，他們看中抄本更多地是因為其美學價值，尤其是書法，而不是其內容的稀有。這種更注重抄書者，而不是書本身及其內容、價格的現象，突出説明了到16世紀末的*南書業中印本在總體上崛起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