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以朗經典語錄

宋以朗 ，1949年出生於*上海，畢業於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知名博客東南西北（ zonaeuropa）的創立人。

他把我父親對他的影響寫入了《那段跟宋淇吃西餐的日子》。文中説：“我接觸宋淇先生已是上世紀70年代，那時他在中文大學，身體不好，仍為《星島》創辦**印刷的大型文藝刊物《文林》。我是初出茅廬的小子，做了幾份商業機構的工作都做不長久，頗覺大機構非人之苦。進入《文林》跟隨前輩工作，有機會學習過去文學、藝術的傳統，最感動的是那種文明、包容的氣氛。宋淇先生對詩、對文學藝術的熱心感染了我們，至今未嘗止息。”

他是校長的特別助理，但他不是教員，又不在體制之內，不需要向任何單位負責，只需要向校長交代，因此校內很多人對宋先生非常忌憚。他的身體狀況不太好，經常説自己割了一邊肺，還強調他所服用的所有*物，由抗生素到胃*，都需要是最先進、剛在美國研發不久的，給我們感覺他弱不禁風，但抱病堅持。事實上他管的事情非常多，編輯相當小心和仔細，能看出他事無大小都關注的作風。”在文中鄭樹森又説：“我只覺得宋先生十分神祕，跟他平日對中大很多校務欲言又止的作風如出一轍。”

“一般電影劇本的通病是過分重視劇本的故事，而忽略了其中的人物，以致本末倒置，一味追求曲折離奇、出人意表的故事，對人物的塑造視為無足輕重。甚至為了遷就故事，人物的*格會前後矛盾，無從令觀眾信服……這是一個錯誤的觀點。由於出發點錯了，*電影便隨之走錯了方向。”

《張愛玲私語錄》輯錄了他跟張愛玲的通信，簡直可當一部“病史”來看。用父親的話來説：“凡是希奇古怪的病，我差不多都生過了，居然能維持到現在，一半是自己肯研究病情，然後儘量適應，一半靠文美照顧。”（1991年3月14日致張愛玲函）。在病魔的折磨下，父親無可奈何只有離職。父親在辭職信裏對邵逸夫説，多謝他友善地忍受了自己工作期間的疾病，這些恩情會永記於心，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可以報答這份善心。

在我的記憶中，他們的一個宣傳慣技就是參加“*影展”—先上映，然後參加影展，奪獎後再重映。這個*影展其實是所謂的“分豬肉”，每個國家都有獎項，各國之間互相溝通，互相分配獎項。電懋當時最希望拿到“影后”這個獎項，因為它的影響力比“最佳電影”有過之而無不及。

電懋和邵氏競爭激烈，喜歡搶拍一樣題材的電影（例如《武則天》及《楊貴妃》），率先上映的就會贏得票房，後來者就好像在重播舊片，乏人問津。其中一部搶拍的戲是《紅樓夢》。因為個人喜好，我父親最想拍的也是《紅樓夢》，並安排讓張愛玲寫劇本，可惜被邵氏搶了先，電懋覺得也沒有必要再拍。電懋1971年結業後，這個劇本下落不明，我父親的一個朋友想去找，但找不到，現在也沒有人知道這個劇本到哪裏去了。電懋之所以結業，是因為陸運濤在1964年去*參加*影展途中，因空難身亡。

科學要建基於事實，你要看看是不是所有戲劇就只有那三十六種，正如考察所有的計謀是不是隻有三十六計。我沒有做過這個分析，但父親倒有兩個例子，似乎頗能印*所謂的三十六種戲劇結構。

“人就好像*，如果*要跳起來才有餅吃，它就會越跳越高。如果現在讓*吠兩下就給它餅吃，那隻*日後就不懂得跳。”

可是到*後不久，我們的財產便化為烏有。為什麼呢？原來，父親把從上海帶來*的積蓄存進了同鄉開的四海銀行，但這同鄉竟虧空公款，逃之夭夭；當時又沒有存户保險，結果父親一生的積蓄，就這樣付諸流水。幸好他生*豁達，順境逆境都可以繼續生活。1951年，我父親開始在*找工作，不久他便在美國新聞處找到工作，負責文學翻譯，後來又進入了電影圈。我們家不是一直都那麼富有，反而經歷過多番大起大落，也許正是這樣，父親才會逼不得已涉足多個領域，成為多才多藝的“通人”。

在《私語張愛玲》一文中，父親寫道：“（李麗華）臉部輪廓極好，工作態度更是有口皆碑，無怪走紅影壇歷久不衰，有‘長春樹’之稱。我們同她相熟後，知道她坦率風趣，説話刮辣鬆脆有時三字經都會出口。”我不常見到李麗華，也沒有聽過她的三字經，但我跟她的兒子倒是同學。